深圳迎宾馆 深圳迎宾馆住着什么人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讲话，史称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内国际形势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发表后，迅速成为改革开放实践的有力指导，从而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武昌火车站发表谈话
为了践行信仰，邓小平具有使命担当自觉，这可以从他在南方谈话前后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变化中认识，而这个细节，长期以来并不为外界所知。
他一直在思考
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这源于他朴素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坚持锻炼身体。
1989年，邓小平终于实现了退休的夙愿。此时的邓小平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但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细节：这一年，邓小平的保健医生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建议他戒掉陪伴了近70年的香烟。邓小平对此的回答是：“好嘛，我试一下。”从此，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香烟。
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之前，邓小平的生活依然简单规律，他继续定点起床吃饭，每天做自己编的体操，按固定的圈数在院中散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比往常更加沉静。但是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隐隐感觉到他似乎在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邓小平之女邓榕回忆说：“实际上是我父亲有一个系列的思考，在他南方谈话之前，就是在1989年以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样，作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回忆说：“他就一直是不说话， 实际上脑子里都在想。他虽然没有写一个字、打一个字的草稿，但是所有的话都在他脑子里。所以才能把他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然后一个字都不用改，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一次信息高度浓缩的谈话
1992年1月17日，在北京火车站最东侧的站台，邓小平登上了南下的专列。专列的列车长齐文明回忆他当时的状况：“88岁高龄，但是从精神面貌上还是很好，不像他那个年岁的老人。但是实际上年龄在那，走路啊由原来的那么快，（变成）上下车需要搀了。”而当时邓小平给工作人员最深的印象还是在非常投入地进行思考。列车员梁石春说：“在车上就是工作，总是那样的，白天晚上就是工作那样子的，看着他挺辛劳的。”服务员贾迎光也说：“什么话也没有，你眼前过人他眼珠子都不带转的，就是旁边已经没有什么那种感觉，就是特别专一地在那儿思考，挺辛苦的。我们有时候看看都比较心疼他。”不过，此时还没有人能猜想到邓小平在思考的内容和他将要采取的行动。
然而，1月18日，当专列抵达武昌车站时，邓小平却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严格地说，武汉不是此行真正的目的地，只是列车为了补给停靠29分钟，按照安排，邓小平将在车站上听取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简短汇报。武昌火车站的站台只有短短的500米。邓小平一边走一边听汇报，时而插上几句话，时而停下脚步。据关广富回忆，他们就这样来回走了4趟，一共停下来6次。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谈，这是一次信息高度浓缩的谈话，邓小平出人意料地谈了许多重要问题。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
转换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11点02分，火车重新开动向南方驶去后，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三人凭着记忆，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由钱运录做笔录。当夜，湖北省委将这份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武昌火车站的谈话成为南方谈话的开端，邓小平也由此转换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甚至可以说有一些亢奋。列车员李坤回忆：“也可能他心里有一团火呀。他每次一到了站台，马上就感觉好像不用人扶了那种感觉，而且到了地方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精神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这种状态在抵达深圳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抵达深圳，邓小平一行入住深圳迎宾馆。考虑到邓小平年近九十，并且坐了几天的火车，到深圳的第一天只安排休息，没有安排任何考察活动。但是，邓小平在房间刚刚坐定，就对陪同人员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上午10点，他就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陪同下开始参观深圳市容，一路又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他还到了皇岗口岸，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长时间地眺望对面的香港。据邓楠回忆：“1992年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他真的有一个不吐不为快的那种感觉，他一定要说。而且，那次我们就觉得跟往常不一样。你想1984年，他去深圳的时候，只听不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说。但是1992年去深圳的时候，大不一样，就是你不让他说，他也非要说不可。”在特区视察的各个场合，情况基本都是这样，他不仅不断地发表谈话，而且进行了很多活动，比如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亲手种下了一棵高山榕树，在珠海参观高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时，他主动要求：“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随即与200多位科技工作者握手，可以说是神采奕奕，活力四射。
反映这种状态的一个鲜明例子是1月23日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结束了在深圳5天的考察，在蛇口港码头登上海关902快艇，启程到珠海特区考察。途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主要是邓小平一直滔滔不绝地在说，女儿邓楠担心他太劳累，曾经打断过两次，让他休息一会儿。他马上又开始说，不让说都不行。邓楠回忆道：“不但要说，而且语速非常快。而且这次讲话跟他以往的讲话一样，不用太多地整理。”
把自己那点精气神都要用完了
1月31日，邓小平到达上海，这是他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2月7日，邓小平不顾天气寒冷出发到他特别关注的浦东考察。他先到南浦大桥，高兴地让在场的记者拍了一张全家福，接着又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杨浦大桥工地。但是实际上，此时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据邓楠回忆：“可能大家不知道，到了上海以后，他就大病了一场。”
2月21日，邓小平乘专列回到北京，南方谈话宣告完成。邓小平根据规定开始乘坐专列是1951年，到1994年，43年间共乘坐71次，专列列车长说：“1992年，南方谈话那次是最长的一次，36天。”南方谈话后，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遗憾地发现，邓小平的身体状况迅速地恶化了。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忆：“他最后讲这些话都是把命拼上了！”“最后你看他讲话多激动、多频繁、多恳切、多用心啊，付出了自己的感情，甚至把自己那点精气神都要用完了！”“他一下子身体就垮下来了，再也没有缓过来了。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到最后拼了老命把最后的政治交代完成。”
邓小平1985年时曾说：“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泳说明体力还可以。”所以，邓小平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到北戴河畅游大海，每次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然而，就在南方谈话后几个月，1992年的夏天，经过医疗小组的最终同意，邓小平一共下海游了8次，每次大约45分钟。而第八次就是他最后一次下海游泳，从此，他只能坐在岸边，默默注视着大海。
不过，在发表南方谈话后，邓小平的心情多了一份安宁与轻松。1992年7月12日，邓小平同前来探望的弟弟邓垦谈话，革命一生的兄弟俩谈到了共产主义理想，邓小平专门提及南方谈话：“我个人不关重要，对我个人来讲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你们要想透要超脱旧的观念，自然规律违背不了，但是我还想多活，剩下的时间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错。十二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和方法，市场经济是方法手段，不是确定社会性质，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应该做的事，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
（来源：读者报，资料原出处丨《“南方谈话”从何处来：追寻邓小平的思想轨迹》 周锟/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