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第一任国防部部长是彭德怀大将军，他从大革命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经历并指挥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战役，建国后被列入十大元帅之一。

他的平生战功累累，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上至白发垂鬓的老叟，下至倚窗玩耍的小儿。但他不是我们本篇文章的主人公，我们要介绍的，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那么，1949年，中央决定让谁担任新中国公安部第一任部长呢？他就是毛主席口中称赞的“罗长子”，开国十大将军之一的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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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地主家庭。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考入了由民主革命家张澜创立的南充县立中学。在校期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阅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等革命书籍，并参加了南充与军阀何光烈的斗争。

1927年2月1日，时年21岁的罗瑞卿离家出走，来到武汉。他考入了以共产党为主的黄埔军校武汉分院，开始了正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期间，他听了毛主席关于农民运动的讲话，令他印象深刻。

同年7月，汪精卫与共产党分裂，罗瑞卿所在的武汉分校重组了教学组，准备去南昌举行起义。8月2日，该团到达九江时，被张发奎的军队解除武装。罗瑞卿离开队伍，回到武汉寻找党组织。

这期间罗瑞卿得了伤寒，没钱去医院，只得躺在四川会馆里。病愈后，他搬到了上海。1928年10月，他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加入了党。

1923年春，罗瑞卿被派往闽西，任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9月，红军第四方面军扩大整编，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见到了任前委书记毛主席，并与之熟悉起来，毛主席还给罗瑞卿取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

这就是这一绰号的由来，这一叫就叫了几十年。建国后毛主席风趣地评价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1934年10月，28岁的罗瑞卿在林彪任团长的第一团担任保安局局长，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参加并指挥了强渡乌江战役和强渡大渡河。到达最终目的地长安后，罗瑞卿调任第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瑞卿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于1938年撰写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39年7月，罗瑞卿率领数千名教职员工在敌后的华北开办学校。

1940年5月，罗瑞卿转移至太行山区，参加指挥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

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参加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中，他和杨德志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傅作义部精锐部队，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春，罗瑞卿还参加了太原解放运动。

事实上，久居前线征战的罗瑞卿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当公安部部长，而是推举了别人，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劝说下，才答应了这个委任。

党中央决定让罗瑞卿担任新中国公安部第一任部长，不仅因为他善于招兵买马和政治工作方面的出色，更因为他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红一军兵团和红一军保卫局局长。他在长征的一路上为党中央作保护工作。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时，领导反汉奸侦察工作，在保卫工作中表现突出。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军团政委、太原市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罗瑞卿与周士第一道，率军代理病重的徐向前解放太原。5月中旬，军队准备继续行军时，毛主席打电话给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

6月初，罗瑞卿向接任政委李志民讲解工作，并与指挥员杨德志告别。他和去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坐火车一起去了北平。

几天后，罗瑞卿被周恩来约去谈话，被邀请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他更希望上前线去和军队并肩作战，并推荐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周恩来对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李克农也有他自己的事。”

周恩来还告诉他，中央此事已经决定，“毛主席今晚要见你，你别再提到前线的事了”。

毛主席一见到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想当公安部长。还想去打仗？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我们都不干，去打仗，那行吗？”听了主席一席话，罗瑞卿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公安部长干好。

7月6日，罗瑞卿正式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些组织和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工作人员，派出了数百名军队中高级干部，以及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委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公安部。

在成立公安部的同时，组建新中国公安部队也在罗瑞卿筹办的阶段内。新中国成立初期，率先成立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在极其动荡复杂的社会治安条件下，确保了党中央和北平市的安全。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猖獗，流氓、恶霸、土匪不断作案，妓院、赌场依然存在，严重破坏了新共和国。罗瑞卿一上任，就开始清理旧社会的这些遗臭。

一是限期登记反动党团骨干。

罗瑞卿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党团骨干只登记在区支部以上成员，避免攻击范围过大；服从登记、坦白犯罪、交出姓名、通讯器材及武器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拒绝登记或者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的，将予以逮捕，并进行“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的训练。罗瑞卿当时也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在北京登记三个月后，反动党、反动团、反动特别组织基本消灭。

二是对城市盗匪的镇压。到1950年6月，在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大城市中共捕获匪徒5477人，土匪案件急剧减少。到同年年底，大城市的盗匪活动几乎不复存在。

三是对贩毒制毒运毒团伙的坚决打击。建国初期，18世纪以来的腐蚀中国人的鸦片，依旧飘荡在新解放的城市之中。如重庆刚解放时，有330个制毒厂，3084个烟馆，每天卖3400两烟土。一些毒贩还跟国民党的残存势力有勾结。

中央政府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1952年8月至11月的三个月时间里，共挖出毒品犯罪分子36万人，缴获大量各类毒品、制毒机器数百部、上万台，缴获一批携带贩毒武器的枪支、炮弹和发报机。

到1952年底，烟草终于消除。广大群众称赞：“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毒害中国一百多年的这个问题。”

四是根除妓院这一存在于城市深处的毒瘤。罗瑞卿决定从北京开始。1949年11月12日，他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说，妓院是压迫妇女，携带着严重封建势力的场所。妓院老板更是这封建势力的集大成者。

“要彻底消灭城市中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建设新的健康的社会，关闭和取缔妓院是必须且必要的，那些犯下滔天罪行或有血债的妓院老板必须依法严惩。”会上起草了一份议案，提交市人大。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人大做出关闭妓院的决定。当日下午5时30分，市公安局立即出动2400名警力，在市民政局、市妇联的配合下，连夜将224家妓院全部关闭。妓女被送到妇女生产和教育中心接受教育、体检和医疗。

然后那些有家可回的人被送回家，那些有伴侣的人帮助他们结婚。其他人组织学习生产技术，以便能够独立谋生；对454名妓院老板和领家，犯罪调查集中进行。

仅仅在新中国刚成立的几年时间，罗瑞卿在打击一系列坑害新中国社会治安活动中大放异彩，展示出其丰富的治安能力和领导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对改变旧社会、解救老百姓的决心。人民群众都说：“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1977年，告别政治工作十余年的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贡献他人生最后一段峥嵘岁月。1978年8月3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于德国，享年72岁。在他的墓碑上，写着八个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